Choisie 喬記洋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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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商策 013|當我們把「什麼該紅」的品味判准交給演算法時,我們失去了什麼?(On Empty Popularity)

困住高奢的不是數位轉型,而是文化主權旁落;新時代的品味,注定讓市場更加極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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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stelle Chiu
Jan 15, 2026
∙ Paid

話題延續上一篇電子報的「Quiet Tech」哲學,當 Heuritech 的法國技術研究工程師在 Medium 上發表技術文章,承認自己的深度學習模型,依舊無法將「設計師的創意」、「網紅的風潮」等外部變量,鑲嵌進 24 個月後的市場趨勢模型裡,他大概沒想到自己會成為哲學命題的註腳,只覺得工程團隊依舊得在人性與市場面前,抱持謙卑。

然而,若把這件事用更宏大的觀點來看,真正值得注意的,卻並不只是這個實驗為奢侈品行業帶來的「捷報」;相反的,這個「失敗」揭露了更深層的戰場早就在過去十年內悄悄開打:當 LVMH 還在用 Quiet Tech 哲學小心翼翼地讓 AI 隱身幕後時,科技公司與社群媒體早已在「文化定義權」戰場上,打贏了第一輪戰爭。

現在普遍承認演算法的角色,並不是只是「預測」什麼會紅,而是直接「決定」什麼該紅。當 Meta 集團在 2014 年將用戶的 hashtag 用於訓練 AI 預測時尚趨勢,文化定義權的轉移早已開始:科技公司正在做的,是重新塑造集體品味的基準線。

There are no more creators that create fashion. Because marketing has taken over.
早已沒有打造時尚的創作者了,如今是行銷說了算。
——2014, The Anti-Fashion Manifesto, Lidewij Edelkoort

而更有意思的是,十年過去,Meta 集團宣布自 2023 年起,將逐步淡化 hashtag 在推薦機制上的權重,降低用戶直接參與的機會,轉而依賴 AI 以不同互動訊號驅動內容策展(Algorithmic curation);而以興趣作為圖譜 Tiktok,更是在近幾年異軍突起,以更具侵略性的探索與利用(exploration–exploitation)策略,藉由不斷主動推播,「試探」與「強化」用戶行為模式。而顯然,市場與用戶非但沒有拒絕演算法的強勢姿態,甚至可說每日都樂在其中。

這不禁要讓我們提問:如果當代社會已經把這一切視為理所當然,我們還能夠聲稱,讓小白鞋預測失效的原因是設計師的「真創意」,它推動了市場潮流,並讓演算法造市?還是說,設計師只是更熟練地整理演算法已指認出的市場線索,並在眾多「創意」之中,剛好選到對的要素,於是被機器模型放大,站上了推播的浪頭?

當初奢侈品市場堅守的社會階級與品味判准,真的還是過往我們所認知的階級與品味,還是只是幻象與行銷而已呢?

這一篇,就讓我們一起來聊一聊煙硝味濃厚的「品味角力」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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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算法,正在徹底繞過文化資本的養成路徑

要理解這場文化定義權之爭的本質,我們得先回到 1899 年,范伯倫(Thorstein Veblen)那本名垂青史,首次系統性提出「炫耀性消費」的經濟學著作《有閒階級論》。該書首次系統性提出「炫耀性消費」。他的關鍵論述是「有閒階級」透過直接消費與代理消費,刻意展示昂貴卻缺乏實用性的物品給其他「非有閒階級」看,其目的並非滿足實務需求,而是反覆證明自身無需勞動、卻仍能穩定佔據社會階層的正當位置。

這種「透過選擇消費物件,來展演階級位置」的符號運作邏輯,則在近八十年後,在布迪厄(Pierre Bourdieu)的著作《區判》被中被進一步理論化、更加叩問本質,幫助我們定義那些階級所奉行的「禮儀、規範、物件」如何被挑選、被定義。

布迪厄的筆鋒非常尖銳:一個人「做了什麼」、「買了什麼」、「穿了什麼」,都是經由教育、社交圈與文化資本長期累積後所「學會」的能力。這套能力,一方面讓階級得以被辨識,另一方面也揭示這些階級如何被再生產。

Taste classifies, and it classifies the classifier.
品味不只是區分事物的工具,同時也反過來標記了進行分類的那個人。

在這個結構中,唯有當擁有文化資本的創作者、掌握經濟資本的市場機制,以及握有象徵主導權的高階社會階層同時給予認可,這種「品味」才會被視為正當,並進一步轉化為可持續累積的、具有排他性的符號。而這也是當代奢侈品集團在成立之初運作的邏輯:網羅創意與工藝的造物者(On Aesthetics)、以集團之姿掌握市場裡橫跨各面向的資本運作(On Luxury Conglomerate),以及不明言但是極度精準的主要消費群眾(On Clientale)。

然而,當演算法介入「品味」這個場域時,也正是在挑戰這套「品味生成」的邏輯時,典範就將開始轉移。演算法不在乎布迪厄所說的「文化資本」,它只在乎「互動數據」。一個擁有百萬粉絲的 TikTok 網紅,就算對時裝史一無所知,依舊能透過演算法放大效益,影響數百萬人對於美學的判斷。演算法強化了范伯倫所描述的「炫耀性消費」,甚至讓此在社交媒體時代變成了「表演性消費」,而人們樂此不疲,因為這些展示後能獲得的互動,比過去「有閒階級」的展示更加強效(可別忘記,有些過往的貴族階級是不得不藉由展示保住地位),甚至還能成為致富的資本。

Netflix 影集《創造安娜 Inventing Anna》的劇中照片。安娜簡直是這一套「表演性消費」以及「文化資本」的運用好手。也因此,她才能騙倒大眾,也騙倒上流階級。

當推薦系統成為文化與消費的主要分配機制,我們所面對的,就是一種不再依賴文化菁英就能夠自我運轉的新審美制度,至此,符號的價值不再由文化菁英定義,而是由演算法的推薦邏輯決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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